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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國維的超功利美學觀
雖然“美學”之名是鮑姆嘉通給取的，但西方美學界還都基本上認為，美學到康德才是一個轉折，也即，康德的美學思想是近代西方美學的起點。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康德提出了“審美無利害關系”這一命題，將美學真正從倫理學、政治學中獨立出來了。卡西爾說：“在哲學思想的歷史上，美的哲學總是意味著試圖把我們的審美經驗歸結為一個相異的原則，并且使藝術隸屬于一個相異的裁判權。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中第一次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藝術的自主性。以后所有的體系一直都在理論知識或道德生活的范圍之內尋找一種藝術的原則。”1 雖然在康德之前，持“審美無利害關系”的美學觀的人還不少，如夏夫茲博里（王國維譯為“謔夫志培利”）等。但是康德將此作為審美的第一個契機提出，并作了嚴密的論證，以之為其美學的基礎。直接受其影響的席勒便以此論為支點，提出了文藝的“游戲說”，王國維的“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亦由此而來。
康德的“審美無利害關系”論使美學的研究由對對象的研究轉向了對審美主體的認識，現代美學的諸多流派都離不開“審美態度”這一基本概念，而“審美態度”正是由“審美無利害關系”發展而來。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說都和人的“利害”相關，都有著與人相關的目的，超出某種利害關系似乎是個人的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審美的”“態度”來對待自然界的存在，盡管其本身的客觀屬性并沒有改變，但是在人的觀念中，它則已發生了質的變化。
超功利的美學觀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曾遭到一些批評，因為審美從廣泛的角度上看，總是帶有功利性的（利害感），即使是“休息身心”、“凈化心靈”，它畢竟也還是一種功利。然而，康德所謂的超功利是有一定的指向的，他說：
凡是我們把它和一個對象的存在之表象（宗白華按：即意識到該對象是實際存在著的事物）結合起來的快感，謂之利害關系。因此，這種利害感是常常同時和欲望能力有關的，或是作為它的規定根據，或是作為和它的規定根據必然地連結著的因素。2
也就是說，康德將“利害”（Interesse）仍然歸結為夏夫茲博里所說的“價值和欲望”。當然，價值——對于“一個對象的存在之表象”的“現實性”，與欲望是一致的，如黑格爾所說的：“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的動物如果僅是畫出來的，對欲望就不會有用。同理，欲望也不可能讓對象自由存在，因為欲望的沖動就是要消滅外在事物的獨立存在和自由，要表明這些事物之所以在那里，就是為著被消滅被利用。”3 所以其關鍵在于現實的有用與無用。
（一）無用之用
“價值”問題對王國維來說也正是有用無用問題。他不但在美學上堅定堅持“無用之用”，在其他學科方面亦是如此。他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說：“況哲學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辭其為無用之學而自間接言之，則世所號為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無所用，亦斷無廢之之理，況乎其有無用之用哉！”4 但是王國維在哲學之價值問題上還是持其有用的觀點，而且“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5。不過他的“用”亦是“無用之用”。
“用”對王國維來講主要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功用”，如他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永（王國維自稱，引者注）再次動筆，題目意思只具而下筆乃甚枯窘。蓋我輩于政治本甚闊疏，思為有用之文則甚費斟酌，若為無聊之文則又不知所以下筆，故屢提筆而終輟。”（《1918年7月12日致羅振玉》）6 此種“用”已不同于人民生活所需品的“財用”之用，具體到學術上，便是“應用”、“實用”。他評培根之學術曰：“實則彼之說，太偏于實用，彼蓋純以厚生利用為諸學問之目的者也。”所以“倍根非大思想家也，乃大應用家也，大修辭家也。”7 在王國維眼里，這種具體的“應用”是屬比較狹隘的“用”。而他所宣揚的“無用之用”則主要是源于莊子思想。
儒家不十分強調這種“應用”和“無用之用”，如其論“用”，則主要是指社會功用而言的。如果說“用”帶來的是“利”，那么它正是孔孟之所“罕言”的。
這與莊子的“用”是有很明顯的不同的。莊子論“用”與“無用”亦分兩個層面，一是事物對人利用價值的轉移，如惠子對莊子說：“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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