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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藝術歌曲的風格特點論文
一、詩與旋律的完美結合
藝術歌曲對歌唱旋律的要求同樣很苛刻，這就需要作曲家運用高超的作曲技法，把每一首詩詞以最好的“讀法”表現出來。歌曲旋律的起伏與節(jié)奏來源于歌詞，但又不同于歌詞。在需要強調和抒發(fā)的段落，作曲家用音樂的線條使其自然地得到發(fā)揮，產生出巨大的震撼力，深入內心撥動心靈。《大江東去》便是詩與旋律完美結合的一首經典作品，它是青主先生1920年在德國留學期間創(chuàng)作的，為中國藝術歌曲的開山之作。青主先生運用歐洲藝術歌曲和歌劇詠嘆調的寫作形式，依據詩詞的結構及內容選取了二部曲式，上闋以e小調為主，用敘述性的旋律配以柱式和弦伴奏織體，表現出莊重、典雅、厚重的音樂情緒。旋律開闊之中充滿了雄健，結合了古詩詞吟詠的特點，基本一字一音。鋼琴伴奏跌宕起伏，貼切地體現了原詞豪放的氣概與情調。下闋以E大調為主，配以連貫的三連音分解琶音，表現出浪漫、抒情的色彩，富于歌唱性，帶有幻想的色彩，刻畫出英雄與美人的幸福。鋼琴伴奏用琶音上下滾動，充滿了流動的抒情性。抒情的段落最后落在了e小調上，音樂斷斷續(xù)續(xù)并有著較長的休止，打斷了句子的連貫性。英雄的一生都會有波折，他的內心也會有波折，無論有多大的變化，英雄的內心始終充滿豪情。
二、時代的進步性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有軍閥的連年混戰(zhàn)，外有帝國主義的欺凌、壓榨，我國近代新音樂文化可以說就是在“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才真正得以建立和發(fā)展的。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大部分的作曲家將革命性、群眾性等因素注入了各種不同音樂體裁的創(chuàng)作之中，這一時期音樂創(chuàng)作的基本思想傾向是符合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的，在字里行間直抒愛國愛民情懷，謳歌愛情、友情、親情。《問》是蕭友梅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創(chuàng)作于1922年。《問》這首短小的歌曲以含蓄的語言和深刻的音調，向人們提出了一系列意味深長、富有哲理性的問題。該曲屬于一段體結構，由四個樂句和尾聲構成。由于曲式靈活，也可以劃分為其他的方式。在和聲的寫法上，全曲采用規(guī)整簡單的和聲進行，反復交替使用I級和V級和弦，最明顯的是樂曲開始的屬功能弱起至主功能的手法，以附點節(jié)奏獲得發(fā)展動力感，以主導動機貫穿全曲。鋼琴伴奏采用分解和弦和柱式相結合的方式，大量固定的伴奏音型，形成穩(wěn)重、深沉厚實的音響效果，使歌曲充滿深沉感。這類作品還有《賣布歌》、《星空》、《南飛之雁語》等，充分證明了五四時期藝術歌曲的愛國思想的時代進步性，而這也正是我國現代歌曲創(chuàng)作的光榮傳統，并為中國現代音樂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民族化的風格特點
五四時期的藝術歌曲在題材上，大多以音樂性、文學性較強的現代文學或者古典文學當中的典型內容為主；在作曲技法上，將西方作曲技法的基本法則與中國傳統音樂的一些獨特風格特征相結合；在鋼琴的伴奏上，能夠達到與歌詞涵義的完美契合；在聲樂表現上，將西方唱法的優(yōu)勢與本民族唱法的特點互相融合，并注重從曲調色彩、語言風格等方面來表現出中國藝術歌曲的獨特情調，催生了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的起步與發(fā)展。《教我如何不想他》，是趙元任先生于1926年以傳統技法創(chuàng)作的。這首作品，無論是旋律還是鋼琴伴奏均屬于“中國味兒”的。歌曲主調建立在五聲音階基礎上，加上點題的樂句，采用京劇西皮原板過門的音調加以變化，從而使作品的民族風味得格外鮮明突出。歌曲中四次出現“教我如何不想他”，就自然地把歌曲分成了四段。這四段歌詞在音樂處理上采取分節(jié)變奏的形式，譜以樂段結構的純樸凝練的曲調。前三段的末句相同（第二段移了一個調），只有第四段的末樂句由于情緒發(fā)展的需要，在音調上稍作變化，但是節(jié)奏型是相同的。段與段之間用同樣的樂句作為間奏，加強了全曲的統一性。通過曲調和調性變化發(fā)展，使音樂顯得豐富多彩，感情表達富于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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